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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张宏琳琅满目的创新药摆满展架，患者亲身讲述用药花销的变化，药企负责人算着 " 创新账 "……自首批国家医保谈判开启以来，中国创新药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中国抗肿瘤药物整体市场中，创新药的销售金额占比从 2020 年的 27%，提高到了现在的 53%。" 恒瑞医药副总裁、肿瘤事业部总经理尹航给出的这组数据，勾勒出行业跃迁的轮廓。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走访多家药企，围绕创新药研发展开调研。调研发现，随着医保目录常态化、动态调整机制成熟，一条 " 创新药获批上市—积极参与医保准入—加快医院覆盖和患者使用—形成规模化销售—反哺后续创新 " 的良性循环路径，正在头部药企中清晰浮现。结构跃迁"2014 年以前，中国制药企业基本以仿制药为主，与国际先进研发水平之间存在数十年的差距。" 尹航回忆道。" 转折点出现在 2014 年以后，国内制药企业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创新药研发。" 尹航表示。然而创新药研发遵循国际医药领域著名的 " 三十定律 "：十年研发周期、十亿美元研发投入，研发一款新药的成功率仅约 10%。" 因此直到 2020 年之后，新产品才进入集中爆发期，尤其是 2023 年至 2025 年密集上市的产品，其研发启动时间大多在十年前。" 尹航说。转型的成效正在显现。尹航透露，2025 年，恒瑞医药肿瘤领域创新药销售收入占公司创新药销售收入的比例约为 81%。" 希望大家改变一个印象，虽然恒瑞医药最初以仿制药起家，但经过多年转型，如今已成为一家以创新药为主导的制药企业。"石药集团执行总裁王振国同样感受到了这种转变。近年来，中国制药行业 BD（商务拓展）交易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就已突破千亿美元。这既反映了行业整体研发能力与效率的显著提升，也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成果的认可度持续提高。" 过去，国内研发成果对外授权难以获得国际青睐。而如今，在诸多新兴研发领域，中国制药业正从‘并跑’向‘领跑’转变。这些年，我们的 BD 逐渐从单一产品拓展到多个产品。" 王振国介绍。速度之变对创新药企而言，时间就是生命线。医保准入速度的快慢，直接决定了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调研过程中，恒瑞医药副总裁、生物制药事业部总经理霍仕文举了一个极具对比性的例子：恒瑞医药首个创新药于 2011 年获批上市，2017 年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从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历时约 6 年。2018 年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完善，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的周期明显缩短。" 随着医保改革的深入推进，如今这一周期已缩短至半年左右，最长不超过 1 年半。这一变化可谓显著。" 霍仕文说。信达生物制药集团策略与运营执行总监旦巧荣的感受更为直观。信达生物首款产品达伯舒（信迪利单抗注射液）于 2018 年上市，2019 年通过医保谈判，成为首个也是当年唯一一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 PD-1（程序性死亡受体 1，是表达在人体免疫 T 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分子）单抗。" 此后，伴随产品管线不断丰富，公司每年都有新产品或新适应证进入医保。" 旦巧荣介绍，截至目前，信达生物已有 20 款产品获批上市，其中 13 款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 年，信达生物有 7 款产品（含新适应证）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2026 年还将新增 4 款产品参与国谈。王振国也表示，石药集团自主研发的创新药有 4 个品种实现了 " 当年获批、当年谈判 " 的高效准入路径，并于次年正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之幸创新药入医保，最终受益的是患者。曾险些因甲状腺眼病失明的患者毕女士，至今记得那份惊喜。她搭建的患者群里，很多人都在等待手术，但全国能做这个手术的专家不到 10 个，手术排期长达 1 至 2 年，甚至 5 年。" 你可能等不到医生给你做手术，你就要失明了。"手术的风险也让很多患者顾虑重重，且还存在术后复发的风险。因此，群里的患者一直在关注药物治疗的进展。最早，美国的替妥木单抗一个疗程要 200 万元。直到去年 3 月，国产替妥尤单抗 N01 上市，一个疗程约 20 万元，这已是美国药品价格的十分之一。" 但作为普通家庭，20 万元也确实是很大的数目。" 毕女士说。去年 12 月，传来该药可能年底进医保的消息，她第一反应是 " 假消息 " ——这个药上市还不到 1 年，怎么会这么快进医保？" 结果今年 1 月 1 日，这个药真的进了医保，我们群里当时都‘炸’了。" 毕女士说，" 企业和医保给患者带来的这种惊喜，让大家觉得是真的有希望了。"" 一些东南亚的患者也在我们的自媒体账号下留言。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个上市替妥尤单抗药品的国家，这些东南亚的患者都在说，中国还有这个药，比美国便宜得多。" 毕女士说。旦巧荣则给每经记者提供了一个更为系统的 " 双获益 " 样本。她以信达生物的达伯舒为例，在医保谈判、医保续约并新增多项适应证后，达伯舒的年治疗费用在 3 万元至 4 万元，累计下降超 86%，患者实际自费金额仅约几千元（具体视属地报销政策而定）。" 越来越多具有明确临床价值的药物在上市后快速获得医保支付支持，既让患者更早用上创新药，也帮助企业实现研发成果向临床价值的转化。" 旦巧荣表示。盈利支撑对创新药企而言，进入医保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创新的起点。" 医保带来的产品市场覆盖范围扩大，为公司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改善提供了重要支撑。" 信达生物相关负责人告诉每经记者，从积极因素看，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后，患者支付负担进一步降低，医院覆盖和临床使用范围持续扩大，有助于产品更快形成规模化销售，并提升生产、供应链和商业化体系的运营效率。石药集团则展示了另一条反哺路径。王振国介绍，从第 1 批到第 11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石药集团累计中标 54 个品种、80 个品规；结合 1~8 批国采接续，中标品种达 92 个。" 中标的品种绝大多数在落地后销量实现显著增长，这已成为产能充分释放的坚实支撑。"" 集采产品对企业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提升产能利用率与开工率，并获取合理利润。" 王振国解释，集采产品收益可有效反哺创新药研发。旦巧荣表示，近年来，医保谈判的评估导向更加注重临床价值与患者用药可及性。简易续约、新增适应证谈判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增强了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使企业能够更合理地安排生产、商业化布局及后续研发投入。此外，" 双通道 " 管理、单列支付、商业健康保险及创新药目录等配套政策持续发力，有效解决了创新药纳入医保后的医院配备与临床使用问题，推动创新药真正进入医院、进入临床、惠及患者。

当你开车前往旧金山，一路上会看到，所有广告牌基本上都跟 AI 相关。其实在湾区，你会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人闲着。一周之内，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各种和 AI 相关的活动——圆桌、大型会议，什么都有。在美国的 AI 圈子里，有一个词来形容它：社群。要了解美国 AI 圈子在酝酿什么、什么在发生，关键就在他们。技术人员在讨论模型发展的方向，研究员在争论治理如何开展，投资人在判断哪个方向能跑出来 ......还有不少人，在琢磨中美之间的事。「一」" 低垂的果实 "最近，谭主和他们聊了聊，包括 OpenAI 前工程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中美二轨对话的核心参与人等，还有不少穿梭在中美之间的第三方机构。聊下来，谭主发现，中美之间共同关注的议题其实很多。推动这些议题的，不只是官方对官方，更是官方、半官方、民间多层交织。今年，围绕 AI 治理的对话渠道十分密集——联合国层面有高级别会议和独立科学小组，G20 和 APEC 各有自己的 AI 议程，二轨对话又将诸多中美技术人员和政策研究员汇聚在一起。专业层面的共识，可以通过二轨对话形成，再传入政策圈层，最终在各国的决策层获得确认。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 AI 安全机构AI Safety Connect 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告诉谭主，就 AI 治理（包括为危险人工智能事件做准备）在中美之间建立沟通渠道这件事，他们努力了很久，看到它登上全球舞台是 " 积极的一步 "，但只是第一步。现在，他们正在与中国同行、美国同行讨论怎么建事件报告机制——让中美两国的 AI 实验室隔着太平洋对话，同时与各自政府协同。现在，有更多议题正在往成果方向转化。比如，防止最危险的能力被滥用，包括确保 AI 不被恐怖组织利用等。AI 社群用了一个有意思的词来形容这些议题：" 低垂的果实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茜是中美二轨对话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和谭主确认，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和防范 AI 被滥用符合中国利益。多个美国 AI 安全机构的政策研究员也明确表示了对这两个议题的积极态度。这些确认，让 " 低垂的果实 " 这个说法有了具体所指。所谓 " 低垂的果实 "，不是最宏大的目标，而是那些中美双方已经有专业层面的共识、相对成熟的合作点。随着一轨对话的建立，这些议题进一步有了顶层确认的基础。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后，二轨积累的议题有了更明确的政策出口。中方谈判相关人士告诉谭主，这次由于时间十分紧张，中美两国主要表达了各自的态度、关心的问题等，并计划在下次 11 月的对话中推进具体问题。「二」" 南橘北枳 "但同样的议题，放到不同的语境里，长出来的样子未必一样。首先是中美对安全本身的认知错位。在湾区对接过很多欧美 AI 安全机构的中国研究员朱燕告诉谭主，一个基础问题是用词：比如在英语语境里，"safety" 和 "security" 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而中文统一称之为 " 安全 "。看似在用同样的词，指向的内涵可能并不一样。这一分歧也体现在对 AI 风险的理解上。国内有自成体系的分类框架，比如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区分 " 技术内生安全风险 "" 技术应用安全风险 "" 应用衍生安全风险 " 三大类。而美国，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则把 AI 风险总结为七大类，包括歧视、隐私、滥用、AI 系统安全、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等。分类方式不统一，导致了双方口中的 " 重大风险 " 不是同一回事。比如，美方关心 AI 是否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灾难，而中方关心 AI 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具体风险。OpenAI 前工程师Katarina Slama就提到，早期训练 AI 时，靠人给 AI 的回答反馈，引导 AI 理解人的意图；后来这套流程被替换，改成让 AI 给 AI 反馈。这么一来，要让 AI 的想法和人类想要的目标保持一致，就难多了。美方也想知道中国企业、专家、老百姓是不是关注有一天 AI 可能失控、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谭主了解到，他们在二轨对话中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但双方被解读出了不同的立场。这种认知隔阂背后有现实原因。谭主了解到，欧美 AI 安全社群是一个非常精英、比较西方中心的圈子，其他国家人员较少。即使中国大模型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但这个圈子里中国人的参与严重不足，也很少谈到全球南方。但问题是，很多时候哪怕没有中方人员、中国企业在场，大家聊 AI 治理时，也绕不开和中国有关的议题。这就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规则由谁来制定？如果全球 AI 标准由美国主导制定，全程缺少中方参与，最终形成的治理规则，很难得到广泛认可，也难以在全球落地。中美是两个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在规则、标准制定上理应有相应的话语权。中美推动合作的可能性，相比数月前已经更为乐观。政策窗口已经打开，双方都有意愿，关键是怎么去做。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同样的议题，放到不同语境里，长出来的样子未必一样。" 南橘北枳 " 的问题不解决，" 果实 " 就算摘下来，也可能不是双方以为的那一颗。所以，需要先把双方的理解校准到同一个坐标系里，再谈具体动作。具体来看，至少存在三个现实推进方向。第一，共同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双方需要先把底层问题谈清楚：什么样的情形才算重大风险？哪些模型行为属于严重失控？这些问题看起来基础，却是后续讨论更加复杂规则的前提。如果连 " 重大风险 " 的定义都不一致，后续的协同就无从谈起。第二，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与要求。一旦出现模型失控、逃逸事件，中美双方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情况、判断风险等级。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是补上这个缺口的第一步。但这套机制不能停留在口头约定上。哪些事件需要上报、多久之内完成通报、哪些信息要共享，以及不落实通报要求如何处置，都要有相应约束。没有通报机制，就没法留存风险案例；而没有案例积累，就摸不清风险演变的规律，管控也就无从谈起。第三，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中。人工智能讨论应该让中方充分参与，让更多国家的声音被听到。模型可能影响公共安全，深度伪造可能冲击社会信任，这些后果最终将由全社会共同承担。这听起来很宏大，但不是没有抓手。谭主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杰瑞 · 麦克内尼交流时，对方就提到，美国联邦层面推进合作可能较慢，但加州可以先行先试，建立互信与制度框架，再逐步向外推广。我们不否认人工智能竞争仍会继续。但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但可以先管住最急迫的风险，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做实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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