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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它是一所仅存在八年的大学，却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全面抗战时期在云南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正值国难危机，全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中国经济网记者跟随“青春华章·学以报国”网络主题活动媒体行，先后走进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追寻先辈的历史足迹，感悟“刚毅坚卓”的精神力量。西迁三千里 教育长征路“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是那段动荡岁月最真实的写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保住中国高等教育的文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1937年底，南京失守，形势不断恶化，学校再度西迁。1938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长沙临大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此，开启了西南联大在滇八年艰难而又辉煌的办学历程，直至1946年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当年7月31日停止办学。位于西南联大旧址内的校门复原景观。（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摄）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坐落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西南联大博物馆内，一幅幅黑白照片、一件件文物，静静诉说着学校西迁的历史。据了解，三路师生中，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经香港乘船抵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至昆明；一路乘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抵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一路由200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曾昭抡等学者带领下，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跋涉1600余公里才抵达昆明，走出了“教育史上的长征”。据介绍，“湘黔滇旅行团”开始跋涉时，一天下来每个人的双脚都要磨出十几个泡。晚间，他们只能用针挑破血泡，第二天继续前行。但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科学探索的热情却从未熄灭。从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吴征镒在步行中每日采集标本、记录沿途植被，将逃难之路视作科学考察的课堂。师生们不远千里来到昆明，还不是整个行程的结束。因为当时昆明缺乏正式校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不得不再次迁徙到蒙自办学。位于今天云南省红河州的蒙自市，自清末开埠通商。滇越铁路穿境而过，与中国近代最早、最长的民营自建铁路——个碧石铁路在碧色寨车站交会。这座小城，因个旧锡矿而兴，因铁路而通。1938年初夏，西南联大两学院的师生经铁路抵达碧色寨车站后，辗转来到蒙自南湖畔，建起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这座车站也见证了那段悲壮的历史，体现着不屈的民族精神。”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游客中心经理周英表示，“不少人都会来这里研学旅游，无论是国人自建铁路的事迹，还是联大师生治学报国的故事，都会引发大家的共鸣。”碧色寨车站。（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摄）据了解，蒙自办学期间，联大师生们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一众文化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钱穆在这里开始撰写《国史大纲》，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冯友兰在此讲学。师生们办南湖诗社、开民众夜校，把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南湖边。战火之中，学子潜心苦读，为国家、为民族，是他们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一个学期后，联大两院师生们迁回昆明。治学书答卷 从戎刻丰碑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记者走近西南联大原教室，几十把质朴的木椅整齐摆放，复原了当时的场景。因椅子右侧有一块形似火腿的扶手板，所以被当时的师生唤作“火腿椅”，学生落座便可直接在扶手板上书写笔记——这方小小的扶手板，承载的是联大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对学问的执着。西南联大原教室。（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摄）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回忆，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而面对这样的“干扰”，联大的先生们却有着别样的从容——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一次正在授课，雨势骤大，雨声淹没讲课的声音，他索性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带领学生在铁皮屋顶的轰响中静坐听雨，于艰难时世中不失从容。条件艰苦之外，还有另一重考验。日军空袭昆明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日常。警报一响，大家奔赴后山防空洞躲避，有时一待就是数小时。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八年，前后有八千多名师生在此治学报国。其中，“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在岗头村一间泥墙泥地的房子改制的实验室里，用木架和三棱镜拼出一个原始的分光仪，开展一些实验和研究，并指导杨振宁完成古典力学论文《以群论讨论多原子分子的振动》，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成为杨振宁日后研究对称性原理的起点。战火中读书，是那一代人的青春华章；学以报国，是他们用一生写下的回答。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多年以后，这所大学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2位校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8位校友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校友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校友当选院士，并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邓稼先、朱光亚、潘际銮……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了不朽的传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摄）还有一批联大人选择了另一条报国之路。在西南联大校舍北侧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镌刻有抗战以来联大从军学生的名字，共834人。据西南联大校史所载，抗战期间，仅学校备案的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就有1100余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4%。他们中间，有人加入飞虎队做翻译，有人随远征军入缅作战，有的人再也没能回来。“那些从军的西南联大学生，很多人都牺牲了，让人特别感动。”红河州建水县青龙镇中心学校团支部书记、少先队总辅导员肖丽春告诉记者。艰难亦乐观 薪火有传承蒙自治学期间，闻一多曾在家书中写道：“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尽管时事多艰，但无数的联大人始终坚定信念，奋发图强，他们的理想、付出和贡献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凝聚成“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这四个字也在不断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前行。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闻一多像。（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摄）“民族危亡之时，应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更应成为栋梁。”西南联大博物馆专职讲解员王齐这样看待联大精神对今天的意义，“希望大家离开展馆，不只是记住一段传奇，而是可以对照自身，思考个人理想与家国命运的关系。”袁梓郁已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工作了14个年头。她坦言，最初对这份工作的理解仅仅是讲解，但随着与不同参观者的交流、与这段历史的不断深入接触，她开始主动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如今，她喜欢与参观者像朋友一样交流，将昔日西南联大的人和事，讲给更多参观者听。“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我仿佛看到当年师生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历经艰险却从未放弃的坚韧和在战火中坚持学习的场景。如今我们能安稳地坐在教室里读书学习，而那时他们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没有。”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红河州实验学校初一学生梁锦洁说。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外休憩的学生。（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摄）“平时我都会向学生们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让孩子记住那段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好好学习，成为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长大后报效祖国。”肖丽春表示。（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
89年前，上海滩知名文史半月刊《逸经》登载一篇署名“幽谷”的万字长文，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炸响”。 这篇文章，就是《逸经》“今代史料”栏目在1937年7月5日刊登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简称西引记）。“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在国民党统治区期刊公开介绍红军长征完整历程的文章。它的出版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还早半年多。”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樊琳说。 在上海图书馆，记者见到了这本杂志实物。历经近九十载光阴，杂志封面图案已经模糊，但“逸经”二字依然醒目。泛黄内页中，“毛泽东像”“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三幅图片，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 7月16日在上海图书馆拍摄的文史半月刊《逸经》第33期（夏季特大号）。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文章系统讲述了红军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决策战略转移，直到红一方面军抵达吴起镇、随后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的全过程。 在作者“幽谷”笔下，突破湘江封锁、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长征途中重大节点跃然纸上。在讲述强渡乌江时，文章写道：“乌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深不可测。那时水流速率每秒一米八，寒度在十度以下……当时有十八个善于游泳的勇士，在机关枪掩护之下，跃入江中，顺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奋勇前进……二日的晚间继续有一连人用造成的竹筏偷渡过江……占领了优势的阵地，向守江的黔军袭击，使他们招架不开。”形势之危急、飞渡之艰难，在字里行间真切可感。 7月16日，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翻开《逸经》第33期，展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人们不禁要问，“幽谷”是谁？他何以在当时清楚知晓长征历程中种种艰险经历，文章又是如何成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发表？ “‘幽谷’究竟是谁，曾长期让史学界犯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最终确认：‘幽谷’是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樊琳说。 董健吾，1891年生，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在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海某教堂牧师。1936年，他受宋庆龄之托到西安，以“王牧师”身份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客观上促成了后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和中译本《西行漫记》的诞生。 樊琳说，这层特殊的身份，也使得董健吾得以接触到由红一方面军将士撰写、红一方面军组织编辑的反映长征历程的资料汇编原稿，这些材料为西引记的成稿打下基础。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中的“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西引记发表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还未开始，中共和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被叫作“赤匪”或“流寇”。而《逸经》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标题直接使用“红军”，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学者分析，杂志主要靠人脉、刊物定位和文字策略为发表争取空间。《逸经》时任社长简又文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交往密切。而其杂志社和印刷所又地处上海公共租界，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力度稍弱，且此前已发表过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可看作为西引记“试水”。 此外，文章从标题就巧妙“伪装”，采用语义更中性的“西引”，而非“西征”，还故意在正文内使用了“围剿”“西窜”等字眼；《逸经》一直以“无党见”为定位，文章的前言特意声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考其异同，辨其虚实”。 然而，西引记内文虽未直接称赞红军作为，但一次次绝处逢生、周旋奋战的革命豪情浸透在字里行间——对于懋功会师，文章以“炮竹声、军乐声、呼号声、歌唱声，震动天地，鼓掌时，无异大战场上放机关枪，握手时，成为千万个铁锤”描写；强渡乌江处，以“黔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坠入江中”“步步进展，在乌江北面如入无人之地”作结…… 20世纪90年代，董健吾之子董云飞撰文回忆，父亲在1948年养病期间与子女谈及曾在《逸经》杂志上发表西引记，对自己的作品“甚为得意”，“恋文之情，溢于言表”。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又多次与子女提及此事，嘱咐他们寻找当年的《逸经》刊物，“向党献出书稿”。 直至1986年，董云飞的妹妹董静云于徐家汇藏书楼查到此刊物。数年后，董云飞专门发表文章，向公众讲述这篇西引记背后的故事。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中的“毛泽东像”。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西引记发表两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旋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引发舆论反响。 至此，舆论战场上的“红色长征”已无法阻挡。专家认为，共产党的舆论斗争策略既显胆识，更见格局——不局限于自辩与叫阵，而是书写红军穿越万里险途的真实历程，用一路的军民相亲和严明纪律，直观呈现人民军队的本色。 转载的报刊和书籍将西引记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1937年7月中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大型期刊《月报》转载此文，并把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此后，以此文为基础的各种介绍长征的文章、图书出版，使广大读者对中共和红军有了崭新了解。 “人们由此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是一支有纲领、有信仰、有纪律的人民军队，这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樊琳说。 文字：吴振东、陈潇雨 摄影：刘颖 视频：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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