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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辽宁一处长深夜遭枪击，7 年后在高位截瘫中去世，头盖骨因打止痛针呈淡绿色，女儿收到警方回信痛哭：25 年来从未放弃，我爸需要真相昭雪2001 年 2 月 21 日，辽宁宽甸的冬夜尚未褪尽寒意，两声枪响划破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宽甸基地大院的寂静。时任水电六局宽甸基地管理处处长姜代斌倒在了单位门口，那一刻，他刚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子弹嵌入颈椎，神经断了一半。七年后，姜代斌在高位截瘫中离世。一场枪击，改变了这个家庭。妻子阚凤云提前退休，寸步不离守了七年病榻；女儿姜漓（化名）背井离乡，十多年不敢回去看一眼父亲长眠的那片土地。但 25 年来，她们从未放弃过一件事，就是为姜代斌的死要一个说法。直到 2026 年 7 月 10 日，一封来自宽甸县公安局的书面回信，寄到了姜漓手中。这是 25 年来她们第一次收到回信。" 我昨天哭了一宿。"8 月 20 日，潮新闻记者联系上姜漓，她因为这封回信，以及父亲的故事重新被社会关注而情绪激动。她说，这一次，希望父亲能等到一个真相。发稿前，姜漓告诉记者，最近丹东市公安局已成立专案组，她也于近日重新到丹东做笔录。此外，记者也致电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宽甸基地管理处，但在记者询问接线工作人员关于姜代斌一事时，对方马上挂断了电话。记者也同步致电宽甸县公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该案确实由该局在侦办，" 现在还在侦查阶段。" 另外，接线工作人员也表示，该案不算重启调查，" 这是很多年前发生的案件，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始终没破（案）。这么多年我们公安机关也没放弃侦查工作，一直在排查线索和梳理证据中。"姜漓收到的回信 受访者供图黑夜中枪声突响 今年 7 月，姜漓收到的回信，落款为 " 宽甸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信中写道：" 案件发生后，宽甸县公安局会同上级公安机关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现场勘查并开展侦查工作，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该案一直未能破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信里还有一句，" 已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此案情况，争取支持。"公开报道显示，2026 年以来，丹东市公安局已连续破获 3 起 26 年以上的命案积案，其中就包括宽甸县的一起。不少当年的悬案，正是靠刑侦新技术、新方法的筛查、比对、分析与复核，才等来转机。姜漓说，这是 25 年来第一次收到纸质回信，也是唯一一封，" 很激动，也仿佛看到了希望。"这封回信，也再次将姜家人带回 25 年前宽甸那个黑夜。2001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二十九。辽宁宽甸，天已黑透，地上的雪经冬不化，水电六局的大院里安静得很。那天晚上，47 岁的姜代斌和单位同事一起吃了晚饭。结束后，他与两位同事打了辆红色天津大发出租车回单位。车停在单位大院门口，姜代斌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就在他低头那一瞬间，枪声响起。2026 年 1 月，姜漓拍摄的姜代斌单位大门口，原来的铁门已被拆除 受访者供图事后多年，姜漓从父亲同事、母亲等人口中，东拼西凑出当晚的经过。事发时，现场有包括父亲两位同事以及出租车司机。起初，现场其他人没有在意——正月还没出，他们都误以为谁家在放炮仗。该案知情人婉拒了潮新闻记者采访。但据此前其他媒体披露，姜代斌倒地后并未昏迷，他自述脖子以下发麻、没有知觉，大家一度以为他是触了电，还打着手电在铁门附近找电线。直到他被送进宽甸县人民医院，医生发现他后背全是血，才确认是枪伤，随即报警。当晚，姜代斌被送进宽甸县医院，" 县级医院无法接诊；转到丹东，也不行；再辗转到沈阳的大医院，先后会诊，没人敢轻易动刀。" 姜漓转述母亲的回忆，这一耽误，就是一个星期。姜代斌伤口发炎，高烧不退。最终，姜代斌被转运至北京的医院，后经手术取出了那颗子弹。姜漓回忆，父亲身中两弹：一颗从肩胛骨射入、从肩膀穿出；另一颗卡在了颈椎上，导致姜代斌高位截瘫。根据北京相关医院手术记录显示，"…… 见子弹（铅制）约 1 厘米直径 ……" 据媒体报道，该子弹作为物证被送回了宽甸县公安局。卡进姜代斌颈椎的子弹 受访者供图手术记录 受访者供图 被威胁的生活其实，黑夜早在枪击那晚之前，就已一点点压过来。姜漓记得，更早的时候，一家人还住在宽甸的老楼里。一天晚上 8 点多，她独自在家看电视，一块石头破窗而入，阳台和卧室的玻璃碴落了她一身，她躲进了家里唯一没有窗的厕所。1998 年前后，还有一通恐吓电话打到了家里。姜漓说，电话是母亲接的，" 她一直记得，对方说‘我要卸掉你家姜代斌一条腿’。"再后来，姜漓一家人租住在离水电六局大院不到 100 米的一处居民楼，房子在一楼。"1999 年夏天的一个半夜，有人朝屋里开枪，子弹从阳台射进来，击碎两层玻璃，打进了厨房的墙壁。"第一次遭受枪击威胁时姜代斌一家住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再往后，有人向姜代斌勒索。他报了案，宽甸县公安局出动警力设伏，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也是那阵子，我还在读初三，近一年时间，水电六局基地管理处公安科一名配枪民警护送我上下学。" 护学这一年，没再发生过类似威胁，姜漓曾以为，生活或许已回归正常，但 " 所有噩梦，陆陆续续从那时候开始。"在女儿眼里，父亲的为人，恰恰是招来这些 " 噩梦 " 的原因。姜代斌是水电六局宽甸基地管理处处长，" 我爸这个人从来不欺弱，是个有情怀的人。" 姜漓说。姜代斌的日记 受访者供图出事前半年，父亲让她看一部电影——《生死抉择》。她记得，父亲一生只推荐过她两部电影：小学一年级，单位组织看《焦裕禄》，那是父亲第一次带她进电影院。再后来，从不看电视剧的父亲，又让她看一部电视剧。剧中有个人物，是海关缉私科科长，挣扎许久，临死前交上了举报材料。" 我有感觉，我爸是拿这个人物影射自己。" 姜漓哽咽着说。如今，姜漓的母亲因照顾姜代斌多年，以及这些年睡眠障碍，精神状态已不太好，她婉拒了记者的采访。枪击后的生活 案发后，直到 2001 年 5 月，年幼的姜漓才在北京的医院里见到了中枪后的父亲，" 他见到我的那一刻，绷不住抽泣起来，反复念叨着‘我孩儿还这么小，我孩儿还这么小 …… ’ ""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我爸哭。" 说到这里，姜漓的声音更加颤抖。经过两次大手术后，姜代斌的双手略微能动，但之后的七年时间里，他几乎都活在疼痛中，" 他有知觉的地方呈现放射性疼痛，杜冷丁和吗啡都止不住那种疼。"在姜漓记忆里，父亲从不把坏情绪带给周围人，" 即使后续止疼药都耐药了，他从来没有大喊大叫过，顶多就说‘你们都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姜漓说，父亲坚持的七年里，" 活着，我孩子就有个完整的家 " 是他唯一的信念。2003 年因现实情况，姜代斌从北京转回丹东市的疗养院，" 母亲以前是妇产科医生，父亲出事后就办了内退，寸步不离。" 而姜漓则每周末从学校赶过来，在疗养院陪伴父亲。在姜漓的回忆里，疗养院的病房里，电视总是开着的，一部接一部地播电视剧——神经疼起来，父亲需要有声音分散注意力。对她来说，那七年是另一种煎熬：从父亲出事到去世，她失眠了整整七年。2007 年 10 月，姜代斌在疗养院因枪伤引发的并发症去世。" 我父亲去世那天，我第一次睡了个完整的觉，因为我觉得，我爸解脱了，不用再遭罪了。"姜漓仍记得，火化那天，家人发现，姜代斌的头盖骨泛着淡绿色——那是长年注射杜冷丁和吗啡留下的痕迹。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钛合金钉，随骨灰一同下葬。出事前，姜漓考上了重点高中。父亲出事后的许多年里，她找不到学习的意义，曾经的雄心壮志也不复存在，" 我曾经想像父亲一样。"父亲留下的几十本工作日记，姜漓曾经从不敢看，她也曾一直不敢给父亲上坟。但在母亲年纪渐长，自己也步入社会后，她开始翻阅那些日记，" 我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真相。"等一个真相 截瘫的日子里，姜代斌曾向单位领导请示，除了介绍治疗情况，还特别提到安全问题，" 现在我还没有死，对凶手来说就是一个威胁，因此担心凶手再次行凶 ……"姜漓猜测，父亲生前的痛苦与沉默，都是为了保护家人。一场明目张胆的枪击案，在此后 25 年再无下文。小时候的姜漓与父亲姜代斌 受访者供图这些年，为了父亲的案件，姜漓仍会不定时回一趟宽甸，" 每次都想看看，能不能有些新线索。" 收到警方回信后，姜漓第一时间赶了回去，" 宽甸县公安局来电，通知我做笔录，也是首次向我母亲询问并做笔录。"与此同时，她也提交了很多证据，包括父亲的工作日记，以及案发前一两年父亲经手的所有工程资料。" 父亲从上学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到参加工作都没中断，这样的日记本有近 40 本。" 姜漓说。这次回到宽甸，她说老楼还是那些老楼、路还是那条路，" 父亲单位门前那条长路，当年一半归宽甸管，一半归六局管，地方经济困难，是父亲挨个去六局项目点‘筹款’才铺起来的。"姜漓提到父亲姜代斌四处 " 筹款 " 铺起来的那条路 受访者供图许多回忆上涌。对姜漓来说，案件再次有了回响，她看到了希望。但她也坦言，并不清楚当年的目击者是否看到凶手，而三位目击者中，" 父亲的一位同事已经去世 "，另两位贴身照顾父亲的表哥，前两年都因病去世。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该案案发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仍然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付建认为，行为人持枪近距离射击被害人颈部等要害部位，其主观上可能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故意，涉嫌故意杀人罪未遂。行为人还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若重启侦查后仍然无法锁定嫌疑人，本案不会销案，卷宗仍将完整留存，物证继续妥善保管。"如今，姜漓已至中年。对于黑与白、善与恶，她说自己看淡了很多，但未完成的使命，她一定要完成，" 我爸需要真相昭雪。"前两年，也是在一个黑夜，她谁都没通知，回宽甸给父亲上了一次坟。这一次，姜漓想等到一个可以带到父亲坟前的答案。潮新闻 记者 李沐子
近期，北大学者关于 " 灵活就业本身是一种福利 " 的观点引起了舆论广泛的关注。几天过去，各类立场已经得到了充分表达，讨论也从这句话本身的是非对错，逐渐转向灵活就业者的处境和保障问题。这是一个更值得持续讨论的问题。中国有超过两亿灵活就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 7.25 亿）。规模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无法被忽视。但与它庞大规模不匹配的是，社会对灵活就业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这一群体数量增长情况如何？不同行业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特征存在哪些差异？面对这些特征，社保制度又要进行哪些调整？针对上述问题，一些学者做了部分回答，但整体仍处于 " 摸着石头过河 " 的阶段。学界尚且如此，制度建设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灵活就业群体的统计，还是社保制度搭建，都还在建设阶段。对这个群体的劳动保障，我们讨论得太多，知道得太少。很多人怀着朴素的正义感参与话题讨论，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只源于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更关乎现实切身利益：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还在不断增长，其权益保障不仅事关两亿多人的当下，也可能是众多劳动者将要面对的未来。一2025 年 12 月，人社部提及，2025 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 2 亿人。近两年，一些研究机构预估的灵活就业规模通常在 2 亿— 3 亿区间，这也是很多讨论口径称国内现有 3 亿灵活用工群体的原因。但对比失业率、农民工规模等官方统计数据，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规模，目前还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民间机构，能够以抽样调查等科学统计方式给出较为精准的结果。统计方法的缺失，使得灵活就业的真实发展现状难以预估。青年失业率等数据几乎每个月都会披露，但灵活就业群体的数量、工作时长、收入状况缺乏系统性统计。这使得一个无论按 2 亿还是 3 亿的庞大群体，整体面貌依旧模糊，也给各项政策出台带来了挑战。实际上，这个群体的很多变化都值得关注。此前，本报《部分城市时薪逼近最低工资标准网约车司机迎来 " 强制 8 小时工作制 "》一文，通过梳理部分城市公开的网约车司机就业数据发现，一些城市网约车司机的平均收入已经逼近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且还在呈现持续下行的趋势。但由于缺少系统性的统计，或是相关数据未能及时向社会公开，不少公共讨论缺少现实依据。统计工作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灵活就业定义本身就存在较多分歧。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就提出 " 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 "。最近十年，随着外卖、网约车等平台企业的快速崛起，灵活就业群体的概念不断泛化，进一步加大了相关数据的统计难度。灵活就业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是签署劳动合同的 " 正规 " 就业者。简单来说，一位 " 朝九晚五 " 的办公室白领，如果下班后兼职做一两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或短视频博主，也会被认定为灵活就业者。如果这类兼职者规模庞大，那么长期从事灵活就业的群体规模就容易被高估。这是很多过往统计规则和现在新的技术形态、就业形态冲突的结果。如果按照既有规则统计，会造成统计口径过宽，数据失去参考价值。一位数字游民和一位外卖员，同属于两亿多灵活就业群体，但二者的处境、面临的挑战有着巨大差别。不同群体的选择空间、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诉求也存在巨大的差别。不正视这类差别，相关讨论就缺少现实基础。因此，未来官方层面统计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时，需要进一步区分 " 全职 " 与 " 兼职 " 的灵活就业者，还可以对该群体的收入、职业类别作大致划分。另一项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庞大灵活就业群体形成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主要是近年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导致的，比如网约车司机就被称为中年人失业堡垒（见本报报道《网约车司机 " 满 " 了，中年人再就业的堡垒正在失守》）。网约车司机数量不断增长，近年来多个城市都发布了网约车司机饱和预警，提示由于网约车数量太多，单量不断下降。另一种观点认为，灵活就业更符合技术和商业发展趋势，规模增长是必然趋势。即使宏观经济再次进入中高速增长，灵活就业群体规模也很难再回到从前，或将成为未来数代人常见的就业形态。有研究学者将当下的情况称为 " 过渡劳动 "：劳动者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进入外卖等灵活就业领域，之后与灵活用工捆绑得越来越紧，最终变成一种 " 永久零工 "。（见本报报道《七年调研万名骑手，一个社会研究者窥见劳动者的一种未来》）对形成动因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对这一群体未来走向的认知：它是否会持续扩张，成为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常态化工作模式，抑或是这个时代的阶段性现象。二过去二十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称 " 劳动法 "）及若干规章条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在法理上，数亿 " 正规 " 就业的劳动者都应该能受到保护。但由于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关系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灵活就业者就无法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导致多项劳动权益处于 " 裸奔 " 状态。许多受访的社保专家就提及，因为缺乏足够的保障，部分年龄偏大的从业者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焦虑。（见本报报道《两亿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路线图》）不过，只要将劳动法的覆盖范围拓展至灵活用工群体，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灵活员工的很多特性和劳动法规定的 " 劳动权益 " 并不完全适配。以社保为例，由于异地领取问题、缴费基数过高等问题，很多灵活用工群体从主观上也不愿意缴纳社保，而是换成钱，再用面向居民群体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来 " 兜底 "。（见本报报道《百万骑手上社保要做的不止多花钱》）。这也是不少公共讨论容易出现分歧的根源：从情感上，社会当然希望能够立刻让劳动保障制度覆盖到两亿多灵活就业者，但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业群体的意愿、制度建设和适配性、企业支付能力等等，难以一蹴而就。不过，我们相信这只是技术问题，具备解决的可能性，不能由此推导出 " 灵活就业群体不需要社会保障制度 " 的结论。实际上，近年来政策层面持续出台配套措施，推动保障制度适配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养老、工伤、医疗基本都打通了缴费渠道，使其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保障；失业、生育保险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缴费成本低、覆盖面广，被视作经济运行的 " 减震器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劳动者失业后的收入中断风险，保障基本生活。但遗憾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目前仅有广东等少部分地区尝试突破失业保险制度限制，将灵活就业人群纳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复杂问题，比如灵活就业群体是否适配 "8 小时工作制 "，是否应当享有带薪年假。如果仅作粗浅观察，很容易认为灵活就业者本身就愿意通过延长工时换取更高收入，限制工时并不合理。但这种 " 自愿 " 真的是一种自愿吗？也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中，平台算法出于稳定劳动力供给的目的，往往会不断激励长时间工作者；但当大家都长时间工作，" 卷 " 起来了，单位收入就有可能越低，这就导致大部分参与者不得不 " 自愿选择 " 工作更长时间，以维持收入。所以，这种 " 自愿 " 很值得怀疑，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者的超时工作，是一种 " 困在算法 " 里的无奈。但严格管理工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也不是。比如如果严格规定网约车工作时长，或许可以让网约车司机的单位收入提高，但网约车价格也有可能因此提高，其结果是，更多消费者会回归公共交通或者选择其他出行方式，这就导致订单量的下降，司机们的收入也可能因此降低。在目前内需不足，大家都省着花钱的背景下，出现这种状态的概率不小。讨论工时问题时，用这个案例来说明灵活用工群体权益保障的复杂性，经常面临两难、三难的问题，非三言两语就能下定论，也很难在短短几年间，由几个部门、几位学者就能完成制度化建设。要知道，我们熟悉的面向 " 正规 " 就业者的劳动保障制度是在过去两百年间，经过漫长演进，吸收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此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该适配什么社会保障制度，肯定是需要大量摸索和讨论的。这个过程中，观点碰撞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在冷静下来时，我们可以借由这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讨论，推动更多人以理性、建设性的方式关注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知道更多，讨论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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